“我们什么时候把孩子送出国读书合适？”
这是美国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马颖毅几乎每次回国后，都会被问到的问题。而这些问题近两年正逐渐变成：“我们还要送孩子出去吗？”尽管如此，据美国《Open Doors门户开放报告》发布的2023年数据显示，中国留学生数量比2022年略有下降（减少0.2%），但仍然是美国留学生中最大的群体，占国际学生总数的27.4%。
世纪之交，马颖毅在国内读完本科后，选择继续出国进修。彼时中国学生赴美读书，尤其是读本科的学生很少。大约2007年前后，这一数量开始激增。留学变得不再只是少数学术或经济精英的选择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媒体和民众对这一群体的了解仍然充斥着不少刻板印象。这一现象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长期以来，“商业话语”几乎主导了我们对留学现象的理解。但在马颖毅看来，这个现象背后并不简单。这一代中国父母和子女明显更为雄心勃勃，也更加国际化，与此同时却也对未来充满焦虑和不安。
马颖毅，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、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主任。南京大学文学学士（2000）、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博士（2007）。长期关注教育不平等、国际学生流动、亚洲和北美高等教育议题。其专著《《留学的孩子：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》于202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，并于2021年获得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高等教育组最佳图书奖、美国社会学学会布迪厄图书奖提名奖。
自2012年起，她用了六年左右时间，先后调研美国五十多所高校和中国的八所高中，结合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与文化教育背景，试图呈现新一代中国留学生经历的矛盾性与复杂性。这项研究最初以英文版于2020年出版，Ambitious and Anxious, How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Succeed and Struggl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，中译名为《留学的孩子：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》。该书在美国教育界内外引发了广泛讨论。
我们从国内出版社了解到，这本书的中文版预计8月初与中国读者见面。四年间，新冠疫情的爆发几乎重塑着国人对走向世界的理解与想象。地缘政治的演变也在持续影响着个体的人生规划。在中文版出版之际，我们困惑的是，出国留学如今依然是一种“教育福音”吗？以及更重要的是，曾经推动国与国人员流动的“世界主义”精神，在今天来看，对于我们又意味着什么？围绕这些问题，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回国后的马颖毅。
撰文｜申璐
《留学的孩子：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》，马颖毅 著 展宁 等译，雅理｜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（将出版）。
赴美读本科：“中国富孩子到了美国大农村”？
新京报：这本书的英文版Ambitious and Anxious出版于2020年初。你用了六年左右调研美国五十多所高校和中国的八所高中，关注中国本科生在美国的留学情况。最初为什么想做这样一项研究？为什么关注的是本科这个阶段？
马颖毅：我是2000年出国的。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之交，这20年间去美国留学的中国本科学生凤毛麟角，甚至可以说当时都无法成为一种“现象”。高额的留学费用、复杂的签证手续都切切实实影响着当时人们的选择。但到了大概2007年前后，陆续有中国留学生开始到美国读本科，这一数字在随后几年几乎称得上是激增。我印象中，原先的几所美国州立大学变化尤其明显，比如密歇根州立大学在2005年时才30多个中国（本科）学生，到了2015年时，人数达到了4000多。
这代留学生和我所处的世纪之交那代有很大不同。当年，与我同届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是拿着美国的全额资助。但后来这批留美本科学生几乎是完全自费，甚至交的费用比美国当地学生还高。此外，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留学体验也很不同。大部分研究生阶段特别是读博的中国留学生是读理工科，实验室有很多中国人，基本上就是“从中国到中国”。但本科教育不同的是，他们需要同时修多门通识类的必修课，而且多数学校会要求本科生住校，这就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和美国当地人接触。
这是校园内的变化。与此同时，当时美国的不少媒体也在关注这个群体。但这些文章的侧重点是相当片面的，基本围绕这些孩子的身份背具，比如“中国的富孩子到了美国的大农村”。现实远比报道中的更加复杂。
纪录片《象牙塔》（Ivory Tower，2014）画面。
新京报：在你接触的这代留学生中，相比于当时的你们那代而言，去往美国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吗？毕竟这十余年间，社会变化的进程实在太快了。
马颖毅：是的。这一代留学生离开的中国更加繁荣，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阶段也相对更加富裕。我当年刚到美国时，其实既有失望，也有惊喜。我记得当年我们在南京读本科时，南京的冬天很冷。后来来到美国后，发现租的房子很宽敞，还有24小时热水、暖气，觉得还挺好。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出国的那批人，将美国形容为“天堂与地狱”，到世纪之交时，这种感受已经趋于平淡了。
后来的这代留学生，我发现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一种深层次的“生活方式”。有些与我们对中美的既有印象截然不同。比如，我们可能会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、很传统的社会， 而美国是极其个人主义的社会。美国的确有“个人主义”的一面，但生活真的很复杂。目前的美国社会中，人一旦选择进入婚姻、生儿育女，不少人的家庭观念是很重的。很多美国爸爸基本没有太多的应酬，会花大量时间在家庭中。这甚至已经成了某种话术，就连奥巴马都曾在公开场合表示，“我最重要的身份就是父亲”。
以留学考试为背景的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（2013）剧照。
访谈中，很多这代中国留学生都提到过对此“感同身受”。他们很多来自中国的经商家庭，某种程度上，的确是因为父母事业上的成功换取了他们如今留学的机会，但他们也深深感受到某种家庭的缺位。有的孩子说他从5岁就开始上寄宿学校，就是因为父母没时间陪他。而这些都是我没有感知过的，我们那一代留学生相对不曾经历过这样的“对比”。这种体验的不同更多折射出的是中国十余年间内部社会的变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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